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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和環保
廣州中院探索生態修復管理人制度；重慶《生態環境修復案件執行督促機制實施辦法》發布；徐州市出臺了《徐州市2020年生態修復工作計劃》；廣東省標準《城市河湖生態修復設計規程》(征求意見稿)發布......
各地積極探索生態修復上層設計。
廈門成立濕地保護中心，投入72億，啟動38個濕地保護和生態修復項目；山西將投入870多億元修復汾河流域生態；秦皇島北戴河啟動入海河流生態修復工程......
各地積極加入生態修復行列。
南京市長江岸線生態修復取得顯著成效；生態大數據技術助力內蒙古草原生態修復；嵊州市深入推進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與生態修復顯成效......
各地積極投入生態修復工作。
總投資1.5億黑龍江百大項目寶清撓力河流域生態修復工程11月完工；東川區20.66億元林業生態修復工程項目將進入采購階段；上航局中標山南市生態修復項目；湖南省資規院中標一生態修復項目；中國能建葛洲壩集團中標武漢漢江灣生態修復項目......
各地積極釋放生態修復標的。
一切都在有條不紊進行中，我國污染防治與生態修復也站在了平行的軌道上。或者可以說，近年來，在政策的積極引導下，生態修復行業迎來了自己的高光時刻。
2020年全國人大代表就提出，有必要對《刑法》做出相應修改，根據情況判處承擔修復生態環境、賠償損失的責任。該觀點認為，明確修復生態環境為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的責任形式，是適應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特殊性需要。明確修復生態環境這一責任形式，是完善破壞環境資源犯罪責任體系的需要。
當然，生態修復作為一個系統性工程，確實會受制于技術壁壘、資金壁壘以及資質壁壘等因素，目前我國生態修復行業擁有較強整體解決方案提供能力的以國企和上市企業為主。科研院所類機構，一般主要傾向于生態修復方面的技術咨詢以及調查評估，業界研究型項目落地轉化效率不算太高。
這也正是目前生態修復領域面臨的挑戰，即對企業的綜合實力要求高，技術研究能力要求高，全過程統籌能力要求也高，并且基本都要“量體裁衣”，這也就是生態修復工程日常強調的對癥下藥。
《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定調，樹立“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要按照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系統性及其內在規律，統籌考慮自然生態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陸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進行整體保護、系統修復、綜合治理。
